《北京宣言》启动仪式

内容摘要：　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当被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所取代的正当性，在于其国家权力的行使超越了宪政的理性要求。

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当被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所取代的正当性，在于其国家权力的行使超越了宪政的理性要求。

行政调解制度的设计包括五个方面：扩大调解范围。对某些积怨深、难度大的纠纷，或对某些当事人依赖幕后人出主意的纠纷，可使用间接调解的方法。

[6]行政调解组织必须作相应设置，以符合此行政理念下的行政法律制度的要求，即在保留原调解主体的前提下，增设第三种组织，诸如非营利性组织和具备解决纠纷的条件和能力的社会性团体等。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是以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是中间人，其意愿和行为不可具有强制性，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这是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5）调解成立的时间、当事人签字、主持调解的机关或调解人员署名或盖章。其范围显然十分广泛，远远超出了我国作为行政调解范围之一的行政争议中只包括的行政赔偿和补偿以及边界争议这一狭窄领域。进入专题： 行政调解 。

行政调解的特征及存在的缺陷除上述所列之外，还存在其他设置上不完善之处，限于篇幅不一一举出。第三，行政调解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讼争的发生。竞争也完全可以用于选举领域。

第一次将党的执政与保障人权联系起来。因此，攀交上级领导就成了他的头等大事。[14]（P17） 这的确让人深思。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质作用。

这些都是宪法至上的基本要求和体现，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人权具有三种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明确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在修改现行宪法之前（即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它负责法律法规的事先事后审查，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有关宪法监督的决定提供审查结论和处理建议，切实为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履行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服务。这时，主权以及一切国家权力只会属于君主或者少数特权集团，而且政治只会是专制的、野蛮的，而不可能是民主的、文明的。

我们应当根据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将那些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及弱势群体的权利等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全面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提供宪法依据，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打下扎实基础。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竞争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有效杠杆。人类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类社会的一切理应都为了人，以人为本，保障和发展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即人权，所以人权保障理所当然成为一切民主政治的目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干涉，但必须服从宪法。为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对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使其有权对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

[8]（P453）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认真实行过竞选。第四，不实行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法至上。

总之，党应当通过国家机关进行领导和执政，不宜在国家机关之外以党的名义直接对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发指示下命令，党的组织不能变成第二套政权机关，党的活动不能游离于宪法和法律之外，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和制约，必须真正做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权力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将成为空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将难以建成。在第5条中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实践证明，在没有宪法或宪法得不到严格遵守的国家里，即使这个国家鼓吹民主政治，也只会是亳无制度保障的民主、不讲规矩不讲秩序的民主，其结局必然是民主被少数人操纵，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的专制，不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存在。长期以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国家机关的干部一般都是由党的上级组织直接或间接任命的，这自然导致许多干部以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给的，而不是人民赋予的，所以在工作中对上级唯命是从（当然其中不乏阳奉阴违），对平民百姓漠不关心。我们要以党的十六大报告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按照宪政的基本要求，全面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前面我们已阐述，宪政意味着宪法至上，而不实行宪政，也就意味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不到尊重和遵守，也就基本上等于没有宪法。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宪政不仅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基本人权（通常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规定了宪法诉讼、国家赔偿等具体措施来保障基本人权。1940年6月，晋察冀边区规定：各抗日党派、群众团体、工厂、兵营、学校及人民自由组合，均得提出竞选名单，自己找报纸公布，自由宣传。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自然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上述规定，严格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真正实现宪法至上。摘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奋斗目标，显然正确解读政治文明是当务之急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经济指标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在国家强盛过程中的作用也只是局限于初期发展和物质保障方面。从人类宪政发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不同的宪政体制和宪政品牌历来都是现实存在的。从今天各国宪政的现实表现来看，西欧、北欧、北美、亚非拉国家和我们中国在宪政体制和宪政运作方式上都各有特点。这是中国独特的宪政国情和宪政历程的特点。

任何国家的宪政建设，都是根植于本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结合实际的国家政治管理和社会运作需要而进行的，都会有自己的特殊性。三是在观念上有意、无意地将宪政和稳定对立起来。

三、树立中国宪政品牌应注意的问题1．不能患宪政恐惧症。而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勇于承认和解决宪政制度层面的缺失，则可以收到建立和健全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的效果。

宪政恐惧症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其表现一是不允许讨论宪政问题，甚至不能提宪政这个词。客观评价中国百年宪政，至少应该肯定两个基本事实。

3．在宪政建设中，树立中国品牌，也是中国强盛的根本标志。二是要对现实宪政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将纠结在一起的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与政治体制问题、宪政管理问题分离开来，采取不同的对应措施予以解决。在中国宪政建设中正视现实宪政问题，一是不能回避现实问题，只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不回应普通民众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政府守法的榜样力量影响社会运作和民众观念，促进全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提高。

这种以西方模式作为宪政唯一模式和终极价值评断标准的认识是十分有害的。通过讨论和宣传宪政，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认知，引导和规范民众自发的民主意识，使其以符合民主与法治规则的方式参与政治运作和政治监督，提高政府管理的民主化和高效化。

一、为何要树立中国的宪政品牌1．树立中国的宪政品牌是人类宪政多元化本质的内在要求。3．不能以西方宪政模式作为中国宪政建设的唯一标准。

中国的宪政建设虽然存在种种问题，至今与我国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和民众期待尚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进一步优化与完善，但对中国宪政的发展也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应该认真客观地总结分析中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保留和发展其中的特色与优势，弥补和改进其中的缺点与不足，这才是中国宪政建设进步的基础和对待中国宪政本土资源的正确态度。